聯合國人權報告:最好的保護區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二)

編譯:烏舜安咿
圖:原文網站

作者:Joe Eisen (熱帶雨林基金會(英國分會)研究與政策協調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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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社會大眾的訊息
維琪表示,一般公眾必須意識到,今天世界上受保護地區的真實情況——生物多樣性仍然充滿活力和受到保護、生物多樣性可持續發展,而這些保護地區都是與原住民領土重疊的的信息必須公開,讓大眾是更加了解所謂的事實是,更好的保護地區是原住民居住的地方。

『原住民傳統領土佔全世界陸地面積的22巴仙,而全世界80巴仙的生物多樣性分佈地區是與他們的地區相吻合。人們日益意識到,原住民祖傳地包含最完整的生態系統,以及提供最有效和永續的保護形式。』

維琪說,全世界必須看見由各政府管理的保護區是被破壞的,然而原住民所保護的土地更完整,森林內的動植物依然活躍。當大眾理解到這點,那麼尊重人權,尤其是土地權利、領土權利、資源權利,這些權利與保護生態系統有直接的相關性。

不過她料想,這些訊息仍未廣為人知,若已廣泛傳播,那麼大眾會更強烈的推動政府尊重人權,和減少針對原住民的相關歧視或對原住民的誤解、支持原住民尊重其土地權利,以及提供他們機會和支持去繼續從古至今的所為,尤其是提供生態系統更好的保護形式。

各界參與的作用
以社區地區(Community Mapping)為例,原住民對生態系統的管理貢獻能讓大眾目睹為證;然而無論是製作地圖、資源調查或社區監督系統的過程,都必須讓原住民參與,以便他們能提供證據關於他們的只是系統可出現在地圖中。

更重要的,是讓原住民擁有這份數據在手,那他們可利用計劃影響土地,即便是政府程度的計劃。維琪表示,她曾接觸的原住民社區中有類似實例,即原住民自行製作其領土地圖,進行資源清單,並依據計劃將土地使用得更永續性。

“至於非政府組織的角色,如熱帶雨林基金會(英國分會)與其他類似團體,能為原住民記錄最實在的現況,並廣傳給社會大眾。同時也幫助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和政府進行宣傳工作,以便他們能改變對公園與保護區的舉措。”

『保護原住民的權利措施繼續受到過去侵犯的約束以及缺乏法律承認的阻礙。保護團隊與原住民組織能結為強大的聯盟以共同保護生物多樣性和自然,以避免外界的威脅,如不永續性的資源開發。

保護區逐漸擴大,但來自採掘業、農業企業、能源與基建項目的威脅也在增加,因此有效解決、合作和長期的保護是緊迫性的重要。

原住民環保分子遭殺害事件不斷升級,進一步突顯了環保分子與原住民聯合起來保護土地和生物多樣性以免於外界的威脅。』

至於其他角色參與,維琪認為可與原住民站同一陣線,聲援原住民捍衛權利,監督以保護原住民避免受到殺害(不少原住民環保分子遭殺害,如洪都拉斯原住民鬥士BERTA CACERES),藉由警惕全世界,讓社會大眾一同參與監察。

永續性保護的願景
對於原住民目前遭受的困境,維琪強調是不人道的遭遇;她希望受欺壓、遭逼遷的原住民能回到原來的土地生活,原住民的傳統領土權利受到認可,以及原住民的身份也受到承認。

“我的願景是,希望國家與保護組織能有平等的合作關係,保護原住民土地,也同等保護原住民。”

『儘管越來越多證據列明原住民傳統領土與土地,擁有高度保護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化的水準,但原住民扮演環境保護者的重要角色仍然不獲承認。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保護監測中心,在2014年,全世界由原住民管理的保護區只剩不到5巴仙。』

身為聯合國原住民權利特別官員,她表示,聯合國系統是由不同成員所組成,最重要的所有人,當然是各個國家。因此當談及聯合國系統,所提的自然是國家,並討論國家應該如何遵守國際人權標準和環境標準。

但是與保護有關的聯合國機構或方案也必須做得更好。例如,維琪在報告中針對世界遺產委員會、聯合國教育科學和文化組織而提及,在某些情況下原住民正在流離失所,因此有關組織單位必須遵守聯合國原則,確保可有更好的參與、尊重人權等。

『在國際人權法之下,原住民有權自決、擁有土地權和以及參與影響他們的決定權,如建立和管理保護區。國家必須承認和保護原住民擁有、發展、控制和使用他們的社區土地和參與相關管理和保護自然資源的權利。』

因此,維琪呼籲聯合國體制、機構、相關方案,能展示他們是尊重人權的實踐領導者,並推廣永續性發展或永續性保護。當中國家級別的組織如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或聯合國國家工作隊,也必須幫助或為各國建立履行責任的能力,如防止國家政府在設定保護區時將區內的原住民逼離家遠。

『自2003年以來,國際自然保護聯盟致力於促進所有在原住民代表參與且按照原住民權利而管理的保護區,並建立機制重新恢復那些原住民未曾獲得自由、知情和通知而被利用的傳統土地。

大部分的大型保護組織都針對原住民權利採取了具體政策,當中也有數個已制定指導方針如何在發展項目中實行自由、優先和通知。然而這些政策從書面報告到真正實踐的速度非常緩慢。』

然而,維琪也在她的報告中點出存在的問題癥結是,這些已設定標準的實踐可能,皆面對一堆的挑戰與局限。

“我認為,參與這個過程的每一位都應該攜手與努力,讓自己對人權與基於人權的方針更加敏感,使得那些權利被侵占者的生活得到改善,並終於可更有尊嚴,能夠追求他們想要的發展或保護。”

原文出处:The Ecolog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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